导言：“稳定之不可能：如何理解也门的毁灭”

- Isa Blumi

所有西方国家都深陷一个谎言，即它们佯装奉行人道主义的谎言。这意味着，它们的历史不具有任何道德正当性，西方也不具有任何道德权威。——詹姆斯·鲍德温

对于我们这些试图破坏全球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秩序的人而言，无法阻止具有杀戮性质的企业-国家权力这一显而易见的集体困境亟须得到坦率的批判性审视。全球寡头一再展现出给各个社会带来死亡与毁灭的能力：他们既可以通过雇佣军和代理产业网络直接实施破坏，也可以借助国际金融机制以及对粮食与燃料流动日益强化的控制，间接支配社会。已有记录显示，这一阶级的部分成员曾牵涉性侵害网络和未成年人贩运，却依然不受惩罚。面对不断扩张的国家监控机器，非暴力抵抗步履维艰，自然无法触动这样一个阶级。

无论抵抗来自规模有限的平民抗议群体，还是来自学术界，我们所采取的行动通常都与那些激起愤怒、造成流血的种族灭绝行动保持着安全距离。因此，我们很少愿意正视一个无法回避的结论：如果不能对把持联合国、学术界、媒体和民族国家政体的决策集团形成有效制约，我们就永远无法终结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暴力。

这种制约能力之所以近乎完全缺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帝国核心地带显然缺少愿意并且有能力拿起武器的同志。散布在西亚和北非、萨赫勒地区以及欧亚大陆的零星冲突，至少使我们中的一些人看到抵抗能力依然存在。然而，学者长期置身战争边缘，这使许多正面临毁灭的人认定，学术界根本无力突破当权者的顽固壁垒。

我怀着深重的疑虑，见证当前这一轮围绕战争展开的牟利活动。每一轮虚张声势，以及对无人机和其他不可明言之武器的轮番齐射所作的包装营销，都在帮助投资者做空某些股票乃至整个行业，同时做多另一些股票和行业。被集体鼓动起来的投机活动由此成为新型强盗资本家的拿手好戏。他们同时兜售繁荣的终结与某种其他事物的开端。与此同时，平民和应征士兵不断死亡，武器与后勤支援却令人费解地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涌来。核废料和燃烧的石化基础设施正在永久毒害更广大地区的环境。面对这一切，我无法躲入某种道德庇护所。

伊朗社会在数十年围困中、也门社会在至少20年围困中组织起来的勇敢抵抗，并不是为了让我们继续抱持希望，更不意味着也门人、黎巴嫩南部居民、加沙人或伊朗工程师应当代替我们进行斗争。如果我们期待把斗争的重负全部压在该地区人民身上，并由他们替我们赢得胜利，那么胜利就不可能到来。

除了难以施加足以扭转帝国主义议程的持续性暴力压力之外，我们在倡议和发声层面同样遭遇了失败。自阿尔都塞作出相关分析以来，人们始终受制于过于狭窄的理论框架，难以组织起对帝国主义权力的有效挑战。对于那些愿意直面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人来说，问题在于，我们的写作始终未能超越“白色神话”。正是这些神话过度决定了我们以失语状态介入资本主义暴力的方式。

我们的抵抗大多停留在礼赞层面。我们所钟爱的研究区域被企业暴力焚毁的景象，以及随之而来的愤怒，不应成为一种“道德补贴”，反过来滋养我们这样一群从远处报道恐怖、以原则自许的学者那种日益利己的不安全感。遗憾的是，这种报道，以及围绕着连这种报道也要加以压制而形成的政治，最终取代了必要的革命暴力，而后者始终只发生在“远方”。

从受资助的书写到资本的武器

葛兰西早已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霸权并不单纯依靠赤裸裸的强制，而是要求公民社会中的关键守门人同意选择性地使用强制，以惩罚一切偏离特权阶层“正常”日常生活秩序的行为。沿着这一思路，美国在西亚和北非无处不在的“民主促进”工程，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资本主义“以同意进行阶级统治”的机制。当要求被支配者接受现状的屈服性共识无法形成时，武力便会发挥作用。也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共同经验正在于：没有从帝国秩序中获得任何利益的大多数人，拒绝同意自身遭到毁坏。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买办的价值取决于其压制本土社会反新自由主义抵抗的能力。一旦暴力镇压适得其反，他们对帝国也就失去了效用。为了掩饰“西方”干预遭到彻底拒绝的事实，能力建设、发展和代议制民主被不断包装成诱使地方社会“合作”的承诺。然而，正是这种合作机制把也门人纳入了支配与内部暴力的装置。那些把也门视为地区民主化罕见样本的研究者，往往强调民主制度的形式，却忽略了这种“合作”如何成为暴力秩序的组成部分。

20世纪90年代的萨利赫政权清楚展现了这一机制。帝国长期目标所需要的致命强制，并非总是由外部力量直接执行，而是被交给经过筛选的地方中间人。“安全”话语一方面为民主促进提供合法性，另一方面又要求对抵抗者施加更严重的暴力。由美沙支持的萨利赫政府为镇压统一后也门南北两地的抵抗，不断毁坏本国社会。其追求霸权的方式反而消耗了自身继续发挥政治作用的可能。萨利赫最终无法控制那场试图打破其帝国关系的革命，曾经迁就其政权、后来又适应帝国新策略的人，也逐渐沦为毁坏秩序的宣传者。

这些人如今继续穿梭于学术机构，并通过有限的媒体渠道，为针对“胡塞武装”的暴力制造理由。他们试图重返也门政治中心的努力，已经成为该国持续动荡乃至永久分裂的重要因素。作者由此提出一种具有鲜明斗争性的学术伦理：既然学者不愿直接拿起武器，就至少应阻止那些因反帝国抵抗而失去本土政治基础的人，重新借助帝国的知识和媒体平台恢复权力。

脆弱联盟中的知识、劳工与共谋

美国及国际资助机构建立的是一种内含矛盾的合作机制：它把地方合作者卷入帝国计划，使其研究和公共活动受到损害，却又允许他们把共谋解释成单纯的职业行为。部分也门知识分子以同胞的名义要求帝国实施“拯救”，结果可能永久地同也门社会相疏离。但也门本身又是他们在欧美知识中心宣称权威的来源。对于已经在常春藤盟校或欧洲同类机构获得稳定职位的人，这种疏离未必构成职业威胁。他们可以在终身教职的保护下保持与本国社会的隔绝，偶尔再由主流企业媒体邀请，对世界局势发表空洞意见。

本土知识、商业和文化精英在这里承担着重要却不稳定的中介功能：他们使民族经济形式上的去殖民化始终无法真正脱离掠夺制度，同时为卷入帝国主义的人员提供“本地性”掩护。法农早已指出，这类本土中间人之所以积极压制同胞对殖民装置的抵抗，正是因为其有限权力来源于该装置。在也门，对“胡塞武装”发出最强烈仇恨言论的，往往是那些不久前还垄断着欧美帝国地方对话者身份的人。部分定居欧美的也门建制派人士，过去依靠父辈或兄弟为帝国服务而获益，如今则成为法农笔下那种目睹自身利己主义、傲慢指责以及控制话语之欲望遭到摧毁的“被殖民知识分子”。

这些人在本国面对持续抵抗，却又在欧美制度中获得平台，鼓吹针对也门的暴力。他们与研讨会组织者、国际发展机构同事和大学研究中心结成相互依赖的关系，从而形成一条分散责任的共谋链。地方合作者可以声称自己代表也门人，非也门学者则可以宣称自己只是在履行职责。然而，道德责任能够被分散，并不意味着任何参与者可以得到开脱。

这种共谋依赖一种“认识论投射”：也门或埃及的研究对象首先被置于“是否支持欧美帝国主义”的二元分类中，所有可能动摇既有战略思维的发现都因此遭到压制。拒绝美国企业帝国主义有限恩惠的本土力量，会立即被标记为犯罪、落后和恐怖主义。安萨尔真主旗帜下形成的广泛联盟正是如此。本专题多篇文章表明，这种系统管理话语空间的机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并已造成数以千计也门人的实际死亡。

2015年以来，大量研究把视线集中于身处外国首都的政治人物，却忽略普通也门人的不满及其长期不受完全操纵的动员能力。卡米莉亚·阿尔-埃里亚尼的文章突破了这一限制。她从1962-1968年战争后形成的“部落”寡头秩序出发，考察整个海湾地区如何同时削弱君主国内部和也门的民主可能性。传统食利国家理论往往把海湾政治过度归结为石油租金及国家分配，却忽略移民劳动在家族寡头政治形成、维持与冲突中的作用。近期海湾研究已开始纠正这一问题。阿尔-埃里亚尼通过分析本地公民与外国移民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揭示了也门民主可能性何以被结构性压缩。

这一分析也把长期遭到忽视的“廉价”劳动力问题置于中心位置。维塔利斯对石油工业种族等级制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起点，但这一框架还应被推广到沙特境内的也门劳工移民。围绕他们形成的种族主义和阶级话语，会根据沙特境内外被感知到的“也门威胁”而不断调整。移民劳工构成经济运行的支柱，受到补贴并在政治上被麻醉的“沙特”公民则成为制度受益者。两者之间的关系，又受到沙特同邻国以及美国政府关系的影响。

也门劳工并非毫无能动性的沉默底层。他们在沙特境内外的抵抗，迫使治理话语不断随形势调整。20世纪50-60年代盛行的现代化叙事、关于也门贫困的解释、新自由主义话语、对缺乏组织之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安全”论述，共同构成了管理也门人口流动的工具。更具矛盾性的是，用于压制也门人的贫困与安全话语，也推动他们冒险“非法”越境，以满足沙特经济的劳动力需求。这种被制造出来的“非正规性”，又成为沙特当局及其安全顾问塑造国内压迫机制的依据，而其影响对象并不限于也门移民。

这一机制也有助于理解当代海湾国家面临的困境：它们服务于一个帝国，但帝国中心已无法完全置身于毁坏也门所产生的反作用之外。参与战争的代理军队和雇佣军同样会改变其“本国”社会。阿尔-埃里亚尼的研究因而提示，学术工作不应只复制安全机构对人口流动的分类，而应记录也门人的抵抗能力，并分析这种韧性如何调节长期虐待所造成的社会与政治后果。

毁坏能力为何始终掌握在外部力量手中

遭受十余年围困的也门人所反抗的力量，远比学者组织一份专题所面对的困难强大。巴赫曼关于美国长期暴力的研究，以及斯塔夫里亚纳基斯关于英国军火工业共谋关系的分析，都指向一个基本事实：从物质上毁坏也门的核心能力始终掌握在外部力量手中。然而，公共叙事却不断把责任归结为地区代理人及其也门附属力量。无论是把战争称为也门“内战”，还是将其表述为地区竞争者之间的冲突，围绕“沙特领导的”联盟以及阿联酋、伊朗或卡塔尔支持的民兵所形成的叙述，都会引导读者接受外部干预的正当化逻辑，而不是追问暴力更为遥远的来源。

阿尔瓦代伊的研究表明，帝国的战略计算通过“也门威胁全球利益”的叙事获得合理化，而“为什么稳定始终没有成为也门人的现实选项”这一更深刻、更具历史性的问题却遭到回避。智库把经济制裁包装为促成政治变革的“伦理工具”，但制裁造成的实际后果与这一说法完全相反：国际组织所实施的经济制裁主要伤害平民，并在其健康和生活条件上留下最深刻的创伤。

阿尔-埃里亚尼则进一步揭示了威胁叙事的国内政治功能。当沙特或其他海湾政权需要进行暴力镇压时，也门人就会被建构为威胁地区秩序的本体论“他者”，成为整个制度转嫁矛盾的替罪羊。综合本专题各项研究可以看到，也门研究建制中的职业主义者所生产的，并非能够解释也门社会的知识，而是服务于战争、毁灭和政治操弄的多层倡议。这种知识生产本身已经成为毁坏也门的组成部分。

从“也门的终结”转向也门抵抗的持续生成

截至2026年夏季，本专题发出正式征稿邀请已经两年。其间也门局势的发展证明，原先隐含在“也门毁坏”主题中的终结性判断并不准确。任何稍具谦逊、同理心和阅读能力的人，本应认识到：试图使也门屈服至多只是帝国主义失败的一项“双输”计划。早在两年前，也门人不会集体投降便已十分清楚。真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遭受重创的美国海军及其盟友逐渐退出时，那些长期被学术界和媒体描述成“原始、穴居和中世纪狂热分子”的人，不仅使否认其能动性的专家无所适从，而且证明了抵抗帝国并非毫无可能。

尽管十余年来不断遭到战争、封锁与系统性毁坏，安萨尔真主联盟治理下的也门政治实体，却履行了国际社会本应承担的首要职责：保护人们免遭种族灭绝。那些被病理化为古代阿拉伯“部落民兵”的力量，不仅破坏了帝国和以色列种族灭绝行动的补给，还通过逆向工程掌握了最初用于攻击他们的现代技术和工业管理能力。十年战争并未使其向毁坏策略屈服，反而促使其发展出反击美英军事力量的能力。而自2023年末以来，美英军队一直被用于维护以色列对地区秩序的支配。

截至2025年10月下旬，安萨尔真主海军部队在经历十余年力量消耗和严密封锁后，仍实施了346次行动，至少打击228艘船只。针对以色列及其红海盟军舰队的力量共实施785次行动，使用1835枚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超高音速武器、无人机与海军舰艇同帝国交战。长期承受敌方空中打击的也门空军，也在近年实现了防空火箭弹的自主生产。其以40次行动、57枚以上导弹击落22架美国MQ-9侦察无人机，并持续袭扰“哈里·S·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导致拜登和特朗普政府直接干预期间多架战斗机和直升机损失。

也门方面展现出的能力最终迫使美国停止行动并撤出部分海军力量。这意味着，即便美国也无法充分迫使也门人放弃其要求国际社会遏制加沙暴力的行动。然而，帝国核心内部的忠诚主义者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只能继续以未经证实的“伊朗责任论”解释也门人的能力，并重复联合国专家报告中的说法：“胡塞武装继续对也门及整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他们针对红海和亚丁湾船只实施的致命袭击，破坏了海上安全和国际贸易自由。在国内，胡塞武装试图巩固权力，同时拒绝同也门政府进行有意义的接触，导致和平进程陷入僵局。”

2025年8月下旬，北也门行政当局的文职内阁在猛烈袭击中全体遇难。同年9月10日，另一次袭击又造成31名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记者死亡。尽管也门人仍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冲突的发展已经超出其与地区对手之间的既有范围，并印证了一个早先判断：也门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帝国形态开始终结的地方。失去地区代理人所提供的多层缓冲后，帝国不得不直接面对一个具有明确原则立场的对手。这一结果对帝国和已经承受十余年围困、轰炸与饥饿的也门人都具有灾难性。

因此，本专题需要修正最初围绕“也门毁坏”建立的论述重点。毁坏仍是事实，但它没有终结也门人的政治能动性。战争的发展同时包含也门社会对暴力的韧性适应。在由世界海军执行、联合国赋予合法性的制裁和饥饿威胁下，原本分散的政治力量与社会阶级逐渐形成联盟，并调动本国公民的技术和机械才智，重建了一支能够控制红海和阿拉伯海的军事力量。需要解释的已不只是也门如何被毁坏，还包括也门人如何在毁坏过程中重新组织社会关系、技术能力和抵抗机制。

安萨尔真主的联盟建设与话语制度化

这一转变过程仍需要摆脱资助者战略要求的独立研究，尤其需要解释安萨尔真主如何巩固乃至修复不同对立派别之间的关系。近期研究已经表明，这种联盟重组并非也门政治中的全新现象。与此相反，那些大规模宣称北也门人完全生活在强制统治之下的论述，越来越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制造社会疏离的宣传，因为它们实际上未能消解反帝国抵抗的合法性。

安萨尔真主如何在十余年战争中整合其治理范围内数百万人的不同利益，至今仍缺乏充分研究。不过，数十年前已经开始的联盟建设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历史入口。哈比巴·阿什拉夫·谢里夫的文章考察了安萨尔真主如何在也门过渡时期确立政治与军事优势。她指出，2011年以后由美国大使馆强加的曼苏尔·哈迪“临时”政府时期，已经存在大量幕后结盟活动。多数有关“胡塞武装”崛起的研究把这一运动面对美国命令时逐步形成的政治表达妖魔化，谢里夫则将其理解为“生存与原则性抵抗的机制”。

谢里夫分析了安萨尔真主通过多种话语手段推进权力制度化的过程，从而帮助读者理解，一个治理数百万人并持续遭到外部攻击的抵抗联盟，为何仍能获得可见支持。不过，她的研究主要涉及2023年末安萨尔真主介入红海局势以前的时期，因此尚未覆盖也门人为反对加沙种族灭绝所作出的最新牺牲，也未涵盖其为回应沙特持续煽动针对也门的暴力而展开的新一轮行动。尽管存在这一时间限制，该文仍为理解联盟如何在外部世界及其国内盟友制造的毁坏中存续提供了必要基础。

田野调查显示，安萨尔真主的发展伴随着象征性和物质性边界的建立。这些边界规定了谁是其政治对手。此后，联盟又通过文化和象征实践塑造治理对象的日常生活，其机制与福柯的“装置”概念相呼应。由侯赛因·胡塞最初提出的新也门社会愿景，借助面向青年的纪念仪式和教育改革得到强化，并逐渐形成一种为安萨尔真主权力提供正当性的“真理体制”。

与此同时，分别得到阿联酋、沙特和卡塔尔支持的竞争性行政力量，虽然彼此存在矛盾，却共同采用了把安萨尔真主描述为“外国代理人”的话语。这些分析对“合法性”的处理或许仍过于接近也门研究建制的认识论框架，但它们至少详细呈现出：在外部力量试图毁坏也门的同时，也门社会内部围绕权力、敌友和政治共同体形成了怎样富有生命力的话语竞争。

国际秩序、物质毁坏与延伸的共谋链

也门的持续抵抗并不意味着国家摆脱了毁坏。曾经统一的也门大部分地区，仍受那些自称维护国际“秩序”的力量操纵。这些力量从联合国机构获得合法性，而联合国在加沙之后已经严重丧失公信力。制度化偏见甚至导致能够挽救也门人生命的援助被公开拒绝。这套国际秩序曾为种族主义殖民国家的建立提供掩护，也曾批准针对全球南方数百万人的战争，因此其合法性的瓦解未必毫无意义。真正首先遭受失败的，是那些迎合帝国毁坏也门之目标、试图把虚构的“反恐战争”同对也门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控制结合起来的人。

学者越来越难以否认，知识生产必须经过筛选才能满足资助者的战略需求。然而，为帝国服务的学术仍倾向于回避自身的利益冲突。阿尔瓦代伊从经济控制出发，揭示制裁如何被包装成应对“也门威胁”的正当手段。斯塔夫里亚纳基斯则通过英国军火工业，揭示武器供应如何构成长期毁坏计划的一部分。无人机战争、恐怖手段、大规模杀戮和封锁经常被归咎于也门“部落”“民兵”以及沙特、阿联酋等地区行为体，从而使英国的责任隐而不见。她的研究有力反驳了这种责任转移。在无人机杀戮方面，美国是主要实施者。

巴赫曼关于美国暴力历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这一问题。但如果分析只停留在政府、军队和直接操作无人机的技术人员，共谋链条仍然是不完整的。命令可能产生于民主监督无法触及的地方，执行和正当化这些命令的也不只有政府雇员，还包括企业顾问、研究人员和学术附属人员。也门研究共同体中的部分学者同样处于这条链条之内。要完整解释也门的毁坏，就必须把物质暴力的实施者、制度设计者和知识合法化者同时纳入分析。

索科特拉：从环境保护区到“研究殖民地”

塞尔日·埃利的研究把这一共谋链延伸到“旅行理论”和环境治理领域。来自大都市的理论与政策制度在非西方及北大西洋社会中流通，制造出一种集体性的社会脱离，而这种脱离又为毁坏也门人的政策创造了条件。索科特拉居民未经同意便被纳入学者自我推销的知识工程，正是一个尤其清楚的例子。由于索科特拉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外部势力已经不再满足于扶植萨那或亚丁的傀儡政权，而开始直接控制岛屿。以色列、美国、沙特和阿联酋的竞争性力量，为支配西印度洋而不断破坏群岛生物圈。这种直接占领则建立在此前数十年的知识和治理实践之上。

长期生活在索科特拉主岛的埃利指出，联合国主导的环境保护计划并未单纯保护岛屿，而是通过持续数十年的制度征召削弱当地共同体。联合国从外部强加的生物多样性实验，建立在长期失信之上。“国际生态官僚”所推行的环境政策，实际上要求索科特拉维持社会经济欠发展。其结果是当地人的能动性被剥夺，国际行为体近乎在事实上吞并岛屿。这一过程与也门本土大规模人口所经历的流离失所和暴力具有平行关系。

埃利对这种环境政策的解构，揭示了欧美学者反复复制的“居高临下范式”：它以保护、研究和专业知识之名，否定也门人的自决权及其个人与集体的认识论能动性。索科特拉由此变成职业主义者建立专家身份的“研究殖民地”，整个也门也被改造为数代学者的“异域知识游乐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同行一方面敌视埃利的原则性批判，另一方面又挪用这套批判工具，以重新巩固自身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地位。

埃利同时为年轻研究者提出了一条退出路径：真正的研究伦理不能建立在把遭毁坏社会转化为职业资源的基础上，而应回应从这些研究现场重新发声之人的伦理要求。欧美学者不应再把殖民也门当作进入帝国学术体系的跳板。取而代之的，应当是一种互惠伦理和“跨文化的人际互惠关系”：它承认也门人的自决权、知识主体地位和政治能动性，并把关于也门的解释权重新交还给那些长期抵抗战争、掠夺以及全球主义代理人所带来之经济与政治苦难的也门人。

专  题  文  章

作为国家“速记员”的智库：帝国话语如何建构对也门战争

- Shireen Al-Adeimi & Alexandra Allweiss

既有研究已经揭示了智库对美国媒体叙事和外交政策的影响，也指出了智库与美国国防部及其承包商资助之间的联系。因此，在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战争与对外干预中，智库生产了怎样的知识，又以何种框架解释相关冲突，尤其值得深入考察。本文以去殖民化理论和后殖民理论为基础，分析美国智库在沙特-美国对也门战争（2015-2022年）以及也门支援加沙（2023-2024年）期间发布的报告，考察这些报告如何建构冲突、也门人民及相关外国的形象。

本文认为，美国智库在有关也门的报道中充当了“国家的速记员”。它们通过特定的叙事框架维护并推进美国的帝国利益，延续有助于实施现代性／殖民性暴力的有害叙事，并不断再生产对也门的东方主义理解。与此同时，这些报告遮蔽了也门人的声音，模糊并掩盖了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共谋责任。

考古掠夺与温德尔·菲利普斯考察活动：也门文化帝国主义的个案研究

- Charles Sills

本文重新审视冷战时期美国在也门古物劫掠中扮演的角色。20世纪50年代初，温德尔·菲利普斯领导的美国人类研究基金会，在英国占领的南也门主导了对也门考古遗产前所未有的开发与攫取。美国文化机构利用了菲利普斯获得的考古遗址准入权和提姆纳的廉价劳动力，西方石油公司与当地买办随后又借助他的“专业知识”，勘探南阿拉伯的石油和矿产资源。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独立的也门穆塔瓦基利亚王国实施了较为严格的法规，使菲利普斯在马里卜发掘遗址的企图未能得逞。

本文通过比较殖民统治下南也门宽松的古物出口制度与北方穆塔瓦基利亚王国严格执行的文化遗产保护法规，揭示不同政治制度下考古遗产遭遇的不同命运。菲利普斯的考察活动表明，在英国的亚丁保护国崩溃之前这一关键转型时期，美国已经积极参与对南也门的开发与掠夺。这种文化帝国主义实践也预示了2015年以来西方支持的联军对也门博物馆、图书馆和文化遗产地的轰炸。本文由此将文化帝国主义和考古掠夺视为冷战时期美国在也门推行“文明化使命”的两项重要支柱。

索科特拉作为研究殖民地的形成：对原住民公地的认识论吞并

- Serge D. Elie

本文以索科特拉群岛为个案，考察源自中心国家的旅行理论与政策体制在非西方社会传播之后如何造成共同体归属关系的断裂，并具体分析了索科特拉群岛被纳入联合国主导的环境保护领地，以及这一过程对当地共同体造成的影响。

文章首先讨论了一项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该事件暴露了联合国从外部强加给索科特拉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实验背后的虚伪动机，并导致当地共同体的行动主体性遭到剥夺，索科特拉领土也在事实上被吞并。在此基础上，文章解构了联合国为索科特拉制定的发展愿景。制定这一愿景的国际生态技术官僚，通过有计划地维持当地社会经济不发达的敌视人类的环境政策，实施了一种“象征性定居主义”。

这一愿景遵循了一种“居高临下的范式”，既无视索科特拉共同体享有自决的正当权利，也否定索科特拉人作为个体认识主体的能动性。文章进而回顾了相关认知共同体的建立过程，说明它如何协助落实联合国的愿景，并推动索科特拉转变为研究殖民地。索科特拉由此成为新一代学术旅居者充满异域色彩的知识游乐场。文章在批判性评述部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索科特拉人被圈禁于中心国家旅行理论的监禁性阴影之中所产生的伦理与认识论风险，并提出可能的摆脱路径。

贫困景观、治理术与去民主化：沙特阿拉伯境内的也门劳务移民

- Kamilia Al-Eriani

阿拉伯湾地区民主可能性受到压制的问题，长期以来主要通过“租金国家”理论加以解释。然而，这一理论已经因多方面的局限而受到批评，其中之一就是采用过于狭隘的单一国家视角。近期研究开始关注劳务移民在压制阿拉伯湾地区抗争政治方面的作用，但本地公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劳动力输入国和输出国民主可能性的影响，仍未得到充分揭示。

本文以沙特阿拉伯王国境内的也门劳务移民为研究对象，考察贫困、现代化、新自由主义和安全等话语，如何成为治理也门人在沙特境内流动的关键机制。这些话语促使也门劳工形成一种冒险越境的意愿：为了逃离也门的贫困与冲突，他们即使面对不受欢迎的处境，仍会选择跨越国界。

本文认为，沙特当局通过抓捕也门移民，将其“非正规性”制造并放大为一种贫困景观，进而把这种景观用作一部“去民主化机器”。这一机制既维系了沙特公民主体已经去民主化的政治感知结构，也使沙特得以继续支配也门政治。文章最后反思了2015年沙特主导的对也门战争以及2023年红海军事升级之后，这种权力关系如何延续并继续发挥作用。

空中力量、争议与殖民主义的延续：英国军售与也门战争

- Anna Stavrianakis

当一个表面上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处于从属地位的伙伴，采用与其武器供应国相同的战争手段，却因此冲击后者的自我形象时，会产生怎样的矛盾？本文以英国对沙特主导联军的支持，以及也门空袭和平民伤亡引发的争议为中心，考察军火贸易中延续至今的殖民关系。文章认为，围绕沙特空袭行为产生的紧张关系，并不是因为这些行为背离了英国的历史实践，而是因为它们有悖于英国对自身的想象。

从历史上看，空袭原本就是欧洲人在殖民战争中发展出来的一种暴力实践。它不仅长期漠视平民伤亡，甚至有意识地把制造平民恐惧作为战争策略。英国因此必须设法管控沙特空袭所暴露出的历史连续性。为此，英国政府采用了军事训导、东方主义式政治掩护和法律责任转移等手段，将批评集中到沙特一方，把沙特塑造成军事经验不足、政治上尚未成熟的从属主体，并将英国呈现为更成熟的军事导师和庇护者。只有把帝国关系、武力的跨国建构、空中力量的恐怖化战略及其正当化机制置于分析中心，才能重新理解空中力量在当今也门战争中的作用。

目标之外：对也门经济制裁的伦理困境与人道后果

- Ahmed Alwadeai

尽管法律话语将经济制裁描述为一种非暴力且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对也门实施的制裁在实践中却构成了一种战争形式。其伤害远远超出政治精英，有系统地落在社会弱势群体身上。本文批判性考察经济制裁造成的伦理困境与人道后果，并把制裁的宣称目标与实际结果之间的脱节，视为一种更广泛的政治模式：即使决策者能够预见平民将受到伤害，经济强制仍然被塑造成一种正常而正当的政策手段。

本文以功利主义、义务论伦理学、国际人道法和政治现实主义为四种分析框架，同时将它们视为制裁得以被辩护、质疑和正常化的话语资源，由此追问经济制裁在长期武装冲突中的正当性。经验证据显示，制裁加剧了食品、药品和燃料短缺，削弱了民众购买力，并扰乱商业和银行体系，进一步恶化了也门的人道主义危机。这表明，在制度体系脆弱、紧急状态持续存在的社会中运用经济强制，会引发难以回避的伦理和法律问题。本文据此认为，制裁制度与其说是针对特定对象施加压力的机制，不如说是一种集体惩罚工具。它不仅丧失了道德正当性，也难再以促进和平为自身辩护。

战略性抵抗与意识形态主导权：安萨尔真主运动在也门的权力崛起及其制度化

- Habiba Ashraf Sherif

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安萨尔真主运动逐步确立了其在也门北部的政治与军事主导地位。本文考察该运动如何通过战略性地建构其抵抗叙事，将自身塑造为反抗全球和地区压迫体系的力量，并在这一过程中推动其权力制度化。该运动所指认的压迫体系，尤其包括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及其盟国。

安萨尔真主运动近期为回应加沙战争而对红海航运发动的袭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行动也进一步确认了该运动在所谓“抵抗轴心”中的意识形态定位。本文结合田野调查、访谈和话语分析，从三个相互关联的过程解释其崛起：首先，通过不断识别新的敌手，建构象征性和物质性边界；其次，利用宗教、文化和象征性实践推动日常生活政治化；最后，重组其控制地区的正式与非正式治理机制。

借助福柯的“装置”概念，本文分析安萨尔真主运动如何建构一套“真理体制”，从而使其建设新也门社会的愿景获得正当性。侯赛因·胡塞的意识形态著述，尤其是其“讲义集”，以及青年思想灌输、纪念仪式和教育改革等实践的制度化，共同构成这一转型的核心。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地区行为体也在制造反话语，试图把安萨尔真主运动界定为外国代理人，以削弱其政治正当性。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进一步参与了有关长期冲突与地缘政治争夺背景下抵抗、正当性和国家建构之间关系的讨论。

从无人机袭击到联军轰炸：美国与也门的毁灭进程

- Jeffrey S. Bachman

美国使用巡航导弹袭击马贾拉村并投放集束弹药，距今已有15年。此次袭击造成至少58人死亡，另有4人后来死于未爆炸的子弹药。美国虽然早在2002年11月便首次在也门发动无人机袭击，但马贾拉惨案标志着美国对也门袭击进一步升级。此后，美国又为沙特主导联军的空中轰炸和封锁提供了大量支持，导致众多也门人丧生，至关重要的民用基础设施和不可替代的文化遗产也遭到严重破坏或彻底毁灭。

美国对也门的毁灭既负有直接责任，也承担共谋责任。然而，美国官员和政治人物却长期拿也门人的生命进行政治操弄，并不断对其加以非人化。美国媒体既未使也门人重新作为具体的人被看见，也未充分呈现和说明美国及其支持的联军给也门社会造成的人类苦难。

研  究  文  章

象征性巨型项目：土耳其阿塔图尔克陵墓与霸权的建构

- Banu Bargu & Güneş Murat Tezcür

近几十年来，巨型项目在全球范围内大量涌现。此类项目通常表现为服务于发展主义目标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工程，但还有一个更为特殊的类别，即承担政权象征功能的巨型建筑。所有巨型项目都具有自身的政治逻辑，而象征性巨型项目尤其能够揭示权力如何运作，以及霸权性意识形态愿景如何得到建构。

本文将现代土耳其创建者的陵墓（阿塔图尔克陵墓）重新概念化为一项巨型项目，并据此分析共和政权如何塑造政治权力，同时排除更具多元性的政治愿景。通过追溯陵墓从最初筹建至今不断变化的意义，文章指出，阿塔图尔克陵墓虽然一直是塑造世俗民族主义共和精神的核心场所，却也始终处于政治争夺之中，并不断遭到不同力量的再挪用。

这些再挪用并没有削弱或绕开陵墓的霸权地位，反而进一步证明，共和国创建者的陵寝至今仍是政治正当性的重要来源。作为土耳其新政体建设的第一项巨型项目，阿塔图尔克陵墓始终是该国最具标志性的政治空间。即使当前执政者据称正在挑战共和国的创立意识形态，这一地位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马格里布农村妇女的经济赋权：一项唯物主义批判

- Katharina Prigge & Kressen Thyen

妇女经济赋权已经成为当代发展思想与实践的核心内容。本文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当前的妇女经济赋权战略及其背后得到国际组织支持的自由经济话语。文章认为，这些战略以经济主义假设为基础，因而难以充分发挥促进性别正义的潜力。

通过将摩洛哥和突尼斯的妇女经济赋权置于全球和历史语境中考察，本文指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对妇女“生产性”劳动和经济增长的强调，主要服务于资本主义利益，并未触及农村妇女不平等的系统性根源。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能力建设和小额信贷这两项主要的妇女经济赋权工具，认为它们难以改变农村妇女遭受剥削的物质基础，甚至可能使这种剥削进一步加剧。

反讽中的逆转：沙特电视剧《塔什·玛·塔什》如何以张力性幽默颠覆性别与种族边界

- Ali M. Alshhre

《塔什·玛·塔什》是20世纪90年代初开播的一部斋月讽刺喜剧，曾在阿拉伯世界得到广泛传播，反映了当地文化与社会价值观发生的重大变化。该剧采用电视剧式的分集结构，形成于原教旨主义困境、变动中的西方现代性与自由主义抱负相互交织的社会背景之中。

本文选取的剧集将社会讽刺与富有张力的幽默相结合，通过具有挑衅性的社会评论，挑战并扰乱关于性别、种族和族群建构的主导叙事。文章采用多学科研究路径，以文化话语分析、幽默理论、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视角为主要解释框架，对该剧展开细致的批判性解读。本文着重揭示，在不断变化的沙特文化环境中，该剧如何以戏谑而又具有颠覆性的方式介入并重新协商复杂的权力关系。

以色列如何塑造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达马托法案为中心

- 蒋 真

以色列在塑造美国与伊朗关系，尤其是美国对伊制裁政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以色列政府和犹太游说团体不仅积极参与美国对伊制裁政策的形成，还直接介入相关立法过程，并推动制裁措施付诸实施。

以色列推动美国制裁伊朗，首先源于其对伊朗威胁的认知。在以色列的安全议程中，来自伊朗的威胁已经由边缘性关切上升为核心安全问题。与此同时，对伊制裁也为以色列维持与美国的战略协同提供了重要依据。20世纪90年代的达马托法案集中体现了以色列对美国对伊政策的影响。该法案突破了美伊双边关系的范围，将制裁延伸至第三国，既对伊朗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冲击了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的关系。

本文分析以色列及犹太游说团体如何参与塑造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政策，并考察以色列将制裁作为回应自身安全关切之手段的战略利益。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探讨以色列如何利用其与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系，影响美国的政策制定与决策过程。

当代摩洛哥政治思想中的民主与国家

- Navid Hassanzadeh

2010-2011年阿拉伯起义之后，许多受到起义影响的国家重新陷入威权统治。在这一背景下，不少评论者将目光转向正式政治空间之外，试图从社会领域寻找地区性的进步变革。然而，这种研究取向留下了两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民主转型应当如何看待国家，以及能否改造国家机构，使其承载推动民众变革运动的自由与社会正义诉求。

本文从当代摩洛哥政治思想中寻求答案，重点考察阿卜杜拉·拉鲁伊（1933-）、穆罕默德·努尔丁·阿法亚（1956-）和阿卜杜勒-伊拉赫·贝尔克齐兹（1959-）三位摩洛哥知识分子的相关论述。文章指出，在2010-2011年阿拉伯起义所开启的政治与社会变迁影响下，他们的思想都呈现出从民主角度重新理论化国家的趋势。三位学者的理论贡献表明，在思考摩洛哥乃至更广泛阿拉伯地区当前及未来的民主转型时，不应轻易放弃国家。相反，国家及其制度仍然是实现自由与社会正义目标不可回避的政治场域。

作为优先方向的中间地带：中国在中东的新第三世界主义

- 段九州 & Hamdullah Baycar

中国形成了悠久的第三世界主义外交传统。这一传统以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为核心，并在整个20世纪的后发国家之间培育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相互理解。中东在第三世界中具有特殊地位，该地区的社会政治力量曾在创建若干重要组织的过程中发挥奠基性作用。然而，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使中东及全球南方其他中间地带相对受到忽视。

近年来，在西方国家集体施压的背景下，中国重新重视毛泽东将中东视为天然中间地带的判断。本文分析中国为何将中东置于中间地带战略的优先位置，并考察中国通过经济倡议、政治交往和外交接触等多种方式拓展中东关系的实践。中国虽然在推动该地区形成不结盟立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中东全面落实这种新型第三世界主义路径时，仍然面临诸多障碍。通过从第三世界主义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与中东的关系，本文试图深化有关中阿关系和南南合作的讨论。

书   评

马泰奥·卡帕索：《利比亚阿拉伯民众国的日常政治》，纽约州锡拉丘兹：雪城大学出版社，2023年，227页，ISBN：978-0-8156-3796-7。

- Ali Abdullatif Ahmida

- Noor Sami

- Dilek Celeb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