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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树智:《读书杂记》二则
发布时间:2026-11-18     点击量:

《玄奘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和《玄奘的丝绸之路》(人民文学出版社)都是大部头有分量的著作。《玄奘全集》共53册,2073万字,是广西人文社会科学院发展研究中心汉文大藏经研究院院长韩欣主编。《玄奘的丝绸之路》是历史学者邢耀龙撰写的专著。要读完它们,以我九十五年龄,今生只能是望洋兴叹了。这里只能从文明交往、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的人文精神角度,略陈浅见,以回归历史、获得自觉性的提升。

自觉与自信的关系,自觉是决定性的、基础性的。“交往自觉,全球文明”,这是全人类的历史交往观念。我们所说的历史,就是人类文明史,因而文明自觉,从根本上就是“历史自觉”,也就是交往的自觉化。从20世纪以来,百年流变愈演愈烈,从“亚洲曙光”(恩格斯语)到“亚洲觉醒”(列宁语),一直是围绕着“现代化”进行的。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了,伊朗的“波斯立宪运动”取得了成功。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民族民主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辛亥革命有它成功方面,也有失败之处。

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给亚洲现代化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民族自信心问题。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敏锐地察觉到了中国现代化中的“自信力”问题,也就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共同问题。他所说的“自信力”就是“自信心”问题,就是昂首挺胸、迎难而上,救亡求存发展和革故鼎新的“自信”问题。“自信”来自在实践中提升的自觉,这种“自信力”的代表人物正是一大群有民族自觉而且努力唤醒人民群众觉悟到自己“自觉觉人”的人。这些人物中就包括“舍身求法”的人。毫无疑问,玄奘应该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我从人类历史的文明交往角度来评价玄奘这位“舍身求法”的历史人物,是千年之前的文化伟人。他的伟大首先在于他有坚韧不拔的、在文明自觉基础上坚持的“自信力”,这正是他真正强大之处。这种人文精神是玄奘历经万难千险的真正动力,光耀千年仍然照耀人心。这实质上是真正的文明自觉、自信和自强,是文明自觉、文化交流、文化和文明的交融,也就是全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

基于以上观察,我归纳了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历史学者陈永刚的观点:《西游记》取经的艺术形象深入人心,无形中遮蔽了他的历史原型人物——玄奘的真实面貌。长久以来,大众对玄奘的认知大多停留在“取经僧人”的标签上,而忽略了他在翻译事业、佛教中国化、文化交流、乃至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深远影响。“自觉”基础上的“自信力”,不仅在于他以一己之力取回大批佛经,推动了佛教中国化进程,构建了系统的翻译体系,搭建了中外文明沟通的桥梁。阅读《玄奘全集》和《玄奘的丝绸之路》,犹如千年前探访寻迹那样,理清文明、文化交往交流和融合脉络,接近了那至善至纯至美的“真经”——答案在大历史中,即在自然、人类的存在风雨中回荡!当然,这种交往自觉, 也不是绝对的,是在相对的认知认识限度之内的。须知,即使是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这是我唯一要补充陈永刚这位历史学者关于玄奘历史地位的一句话。这也是我文明交往“三知之明”(知物之明、知人之明、自知之明)的认知、认识体悟。

第二,家境影响:玄奘乃官宦世家,父亲陈慧作过隋朝江陵县令,因厌倦官场内斗,辞官回乡隐居,潜心儒学。母亲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文化水平很高。父母亲从玄奘幼时,已给了他处世为人的聪慧基因。他10岁时,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年幼的玄奘随二哥长捷法师入洛阳净土寺,破格剃度为僧,法名玄奘。他意识到去佛教发源地印度求取原典的必要性。

第三,西行苦旅:西行取经之苦旅,共历4年,到达天竺。玄奘通过翻译与阐释,提出了“万物唯识论”的改造本土化,创造通过修行,人的“心田”可以转化为“智”,并用道家“自然观”,解释“识”的作用,认识万物,“识”为认知。他将《道德经》翻译成梵文,让印度学者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智力。有的印度学者因此认为“老子是佛陀的前世”,为“老子西去化胡说”找到了反响。老子化成佛了!

第四,特别要提出的是:1931年,陈望道出版了《因明学》一本。这是源于玄奘翻译的三部因明学:《因明正理门论》《因明入正理论》和玄奘弟子窥基法师的《因明大疏》。陈望道是翻译大家, 他和玄奘一样,为求大道而首译《共产党宣言》,又为求道与因明学结缘。时隔千年,与因明学交往,宣扬古印度的逻辑学、论辩术和知识论的理论体系。望道老先生问道于世界,真乃不同寻常的翻译家。玄奘亦然。

第五,《大唐西域记》——体系完备的“比较文明志”。公元646年,由玄奘口述、弟子辩机笔录的《大唐西域记》成本,共12卷,10万字。记载了玄奘西行途经138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宗教和文化,其价值超越宗教范围,被誉为“中世纪中亚南亚地区国别史百科全书”。该书详细记载了“丝绸之路”的路线、城邦分布、山川地貌,为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地理提供了可靠而珍贵的资料。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就是根据它,在新疆和田发现了尼雅遗址。《大唐西域记》是对人类文明史的一大贡献。

第六,玄奘在印度的活动,也是不可或缺的文明交往传世佳话。他先到北印度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学习两年,遍览当地佛经。之后又到中印度那烂陀寺这座当时印度最高学府,师从戒贤法师学习《瑜伽师地论》。在该地,玄奘的才华震惊了印度佛学界。一位顺世外道的婆罗门,在那烂陀寺门口,贴了40条论点,并扬言谁能驳倒其中一条,即以头谢罪。一连几天,都无人应战。最后玄奘站了出来,婆罗门根本不是对手,只能低头认输。玄奘秉持佛门悲天悯人教义,让婆罗门作他的仆人,婆罗门也心甘情愿。

公元643年,玄奘谢绝了戒日王的挽留,携带657部梵文经典,准备回国。戒日王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派20名士兵护送他穿越北印度。公元645年,历经19年的艰辛生活,玄奘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长安。唐太宗劝其还俗做官,玄奘志在译经,婉言谢绝。他用取经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舍身求法”的人类文明的自信力,而成为神勇、大智、文明、文化交流和融合自觉的“中国脊梁”。

第七,上世纪80年代,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到西安参加学术会议,我们一起去西安南郊的兴教寺,缅怀玄奘。在刻有玄奘孤身一人背负佛经、身着袈裟、手拄禅杖、勇往直前的石碑画像面前瞻仰。季老师对我说的话,至今仍在耳边回响:“你在北大做研究生时,是周一良先生带你来我办公室‘拜师’的;你的治学也是从研究印度大起义开始的;你的毕业论文《1857-1859年印度大起义略论》也是我推荐给《北大学报》发表的。我们今天在玄奘石刻像前,是否也如千年前探索求迹那样,逐渐理清脉络,接近了那至善的‘真经’?”季老师问得很深远。我由南亚和中东地区国家史出发,走上一生治学之路,在人类文明交往自觉的道路上思考求索,只能说“接近”了玄奘那样的“真经”,只能说寻找的“答案”正在历史风浪中回荡。只能说接近了答案,但却永远是“接近”而不能到达终点。95岁了,还正在路上探索!

写完此文,我确实看到了玄奘那历经万难仍赤心不改、穿越千年仍能照亮人心的人文精神,看到了他搭建了中外文明沟通的文明交往自信自觉的桥梁。走笔至此,我又回到更久远的时代,想起了吟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屈原。在治学的长途中,没有终点,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求索之路,是一代代学人的接力长跑,是一个个接力知识火炬的传承交接。还是那句老话: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推动另一个灵魂。人类的文明交往是不息的火炬,薪火代代相传。交往自觉,仍然启示着全球化时代、加强着人类的自信力。


本文原载于《西北大学报》第87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