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7日上午，意大利卡利亚里大学政治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芭芭拉·昂尼斯（Barbara Onnis）应邀在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树人启智报告厅作了题为“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区域国别研究视角与现代中国及东亚史研究新史料”的专题讲座。本场讲座由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副院长席会东主持，区域国别学院直属党支部书记任惠莲、马韬教授参与讨论，学院多名师生听取了讲座并参加互动。

芭芭拉·昂尼斯教授

讲座的第一个话题是“欧洲中心主义与费正清范式”。邓嗣禹(Ssu-Yu Teng)、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一书将亚洲视为欧洲行动的被动接受者，构成数十年来在西方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学术框架。这一范式基本沿用了自战前以来一直流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它将亚洲视为欧洲发展的“投射”，其关注点聚焦在欧洲人对亚洲的扩张、征服、传教等活动，而忽视了亚洲社会自身的内在因素。芭芭拉·昂尼斯教授还介绍了在西方由来已久更为古老的“东方主义”观点，它将整个亚洲都描绘为静止、停滞且缺乏创造力的文明形态，其研究兴趣集中于所谓“东方学”（包括“印度学”“汉学”等等），更多地出自对于所谓“未知异域”的猎奇心理，而不在意对亚洲内部动力与变革的理解。这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芭芭拉·昂尼斯教授指出，“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性主要是其无法解释1960年代后亚洲的转型，它只是将战后亚洲现代化简单地解读为欧洲衰落的产物，而忽略其他因素的影响。

讲座的第二个话题是二战后西方尤其是意大利的亚洲研究转向。芭芭拉·昂尼斯教授介绍道，这一时期的历史叙事发生了从“欧洲在亚洲”到“亚洲现代世界的兴起”的明显转变，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一历史叙事的重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亚洲历史学家民族意识的崛起也促进了这一“新亚洲史学”的诞生。在这一转向中，西方渗透与亚洲回应被视为一种辩证过程。研究者认识到：战后亚洲的“现代性”实际上更多的是通过文明的互动而诞生，并非源自外部强加。乔治·博尔萨（Giorgio Borsa）的《东亚现代世界的诞生》（La nascita del mondo moderno in Asia Orientale）一书是意大利史学界的现代亚洲研究中体现这一转向的代表性作品，它突破了欧洲中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叙事模式，将“现代性”视为内生结构性变革的产物，并且关注经济发展、现代化与欧洲殖民的长期影响。乔治·博尔萨认为，欧洲对于亚洲现代化的影响更像是“变革的催化剂”，而非单向支配。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芭芭拉·昂尼斯教授还详细地探讨了现代与当代中国史学的方法论创新、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分期、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与早期工业化、全球视野下的文明比较研究等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并介绍了更多意大利史学界关于现代亚洲与中国的代表性研究。

在互动环节，马韬和任惠莲对昂尼斯的报告进行了评论和回应，与会师生也就讲座内容与昂尼斯教授展开了热烈讨论。席会东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并对芭芭拉·昂尼斯教授带来的精彩讲座表示感谢，他表示400年前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卫匡国等人开创了西方汉学，昂尼斯教授的讲座表明，当代意大利仍然是中国研究的中心之一，期待加强与昂尼斯教授和卡利亚里大学的交流合作，共建中意、中欧学术交流的桥梁。